作者：吴晓波

深圳过去40年的成功是中国式的成功，而深圳当今的尴尬则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的尴尬。

口述 / 吴晓波

近几个月来，中国中小企业的日子很难过。原材料涨了，国际运费也涨了，利润都被吞了，甚至亏本出售，白给欧美客户打工。

有人问，既然疫情后中国掌握了40%的全球商品加工，在供给端处于强势地位，为什么不趁势涨价？

原因在于，中国出口企业大多是中低端制造业，几乎没有专利，竞争门槛低，这导致行业内卷很厉害：你不接单子，我来接。接了以后客户就是我的了。尽管今年前几个月外贸业出现一波红利，但是随着内卷加剧，沿海工厂竟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。

这就是中国缺乏高端制造业的问题，产品没有含金量，就很难出现涨价传导。

高端制造业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科研实力。不久前，前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周路明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研的文章，提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

以深圳为首的中国一线技术公司的进化，其实和国家的科研布局和科研系统年复一年的科技突破，没有什么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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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有两种模式，第一种是科技成果转化模式，第二种是市场需求驱动模式。恰巧，美国和中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径。

二战后，美国在真正意义上从第一大工业国脱胎为第一大科技国。美国政府意识到，二战其实是一场“科学家的战争”，科技不能是自由主义下独立的产物，它需要被纳入政府管理中。

1944年11月，病入膏肓的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致信“曼哈顿计划”的领导者温尼瓦尔·布什，希望他总结战时经验，将科学作为“独特实验”运于战后国家的和平发展中。

小罗斯福去世后三个月，布什不负所望，发表了一份名为《科学——没有止境的前沿》的报告。在报告中，他提出了四个建议：

第一，大学应作为国家最基本的研究组织。第二，联邦政府有责任支持、资助科研活动，培养人才，但没有控制科学的权力。第三，设置竞争机制。第四，由联邦政府出资建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管理的国家科学基金。

其中，“基础研究”一词作为科学政策术语，首次出现于报告中。

布什写道：“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……一个在基础科学的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，不管其机械技艺如何，其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，在世界贸易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地位。”

这份“跨时代”的报告直接奠定了美国科技路径。

1950年后，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整个科研费用的17%。其中联邦政府稳定贡献了总费用的50%，企业占到20%至30%。

当然，这套科学制度还孕育出著名的“硅谷模式”：

“国家把创新资源投入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，弄出一大批原创性的专利和知识产权，然后通过向产业推销技术，实现技术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。”

硅谷创投教父彼得·蒂尔，写过一本书《从0到1》，讲述的就是美国独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和因此诞生的伟大案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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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中国也非常羡慕“硅谷模式”，希望完成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转化。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。

深圳应该是当今中国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城市。

周路明提供了一组数据：2020年，深圳市的各类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约1.8万件，连续17年居全国城市之首，总量甚至超过了英国、韩国、新加坡。

不过，这1.8万件专利都跟国家的科技布局没多大关系，绝大部分都不是高校实验室中的产物。

周路明还总结了深圳的科技创新特点是“四个90%”：

90%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；90%以上的研发经费来自于企业；90%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；90%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企业。

2000年以前，深圳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科研资金的分配环节，深圳过去40多年来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，从来都不是技术的胜利，而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机制，不断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，把技术实现的环节“外包”给企业，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者企业自主研发来实现的。

这是深圳成功的地方，同时也让深圳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。

企业属于盈利性组织，它们眼中的科技创新往往不是基于从0到1，而是从1到N，更加关注市场需求和短期效益，却缺乏基础研究的热情和动力。

甚至当新的科技路径出现时，大企业还会主动扼杀——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后，担心彻底击溃自己的胶卷帝国和组织结构，遂将此技术“锁进了保险箱”。

正如美国经济学家、“技术演化理论旗手”理查德·威尔逊的观点：科学知识（研究成果）是公共品，具有溢出效应，这导致私人企业对基础研究投资不足。

民营企业很难担起科技创新的重任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只有国家和政府。

华为可能是一个仅有的另类，它凭借自主研发（加上政府补贴），在高端科技的厮杀中脱颖而出，引来网上一片欢呼。

但是我们发现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一旦受到美国在原创技术和芯片上的狙击，没有基础研究的底层支持，即便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也缺乏战略抵抗能力。

你或许会质疑，难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那些坐在国家办公大楼里，认真规划中国科技创新顶层设计的专家们，没有看到这一点吗？

看是肯定看到的。在很多科技规划纲要中，我们一再看到相关的阐述，就是要大力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向企业的转化，但是为什么无法转化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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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科学政策和制度的设计。

如果说“布什报告”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端，那么帮美国政府走出低科技转化困境的，正是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《拜杜法案》。

该法案规定，由政府资助研发的科技成果，其专利权允许让渡给大学科研机构，这彻底打破了“谁出资、谁拥有”的框架。

《拜杜法案》出台十年后，美国科技成果转率从8%提高到80%左右，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迅猛增加。

这就是科学政策和制度的力量。

然而，中国的高校系统和科研机构绝大多数是国有化系统，形成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系，我们每年投向于高校和国有科研机构的巨额经费，从一开始就缺乏转化机制的设计。

中国需要一套完善的科学政策。这不仅仅是网上敲敲键盘，发出义和团式的口号，赞美“新四大发明”，嘲笑美国产业的“空心化”那般自欺欺人。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制造业。占美国经济总量81%的服务业中的60%都在为制造业服务，70%的研发经费最终流入到高端制造业，这背后的一切都有一套严谨的科学体系。

当一家企业对科技创新饥渴难耐，开始另起炉灶时，深圳的成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骄傲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深圳过去40年的成功是中国式的成功，而深圳当今的尴尬则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的尴尬。